1935年1月，贵州那座二层小楼里发生的激烈争论，根本不是突发状况。那是埋了十几年的火药桶，终于在长征路上被点燃了。
让我们倒回1927年。南昌起义失败后，中国革命往哪走，党内其实就出现了两条路。一条是毛泽东主张的：上山，到农村去，发动农民。另一条是当时共产国际支持、很多留苏学生相信的：占领大城市，搞工人暴动。
最开始，毛泽东这条路看起来太“土”了。井冈山时期，他被一些人嘲讽是“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”。1931年，他从上海来的年轻留苏学生们，带来了“正宗”的布尔什维克经验。他们觉得毛泽东那套游击战不够“正规”，土地政策也“右”了。那几年，毛泽东的实权被一步步拿掉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成了“茅坑里的石头”——又臭又硬，但没人理。
真正让所有人开始怀疑“正规战”的，是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惨败。蒋介石用碉堡步步紧逼，李德指挥红军硬碰硬，结果根据地越打越小，最后被迫长征。湘江一战，八万人剩下三万，江面都被血染红了。很多红军老战士后来说，过了湘江，所有人心里都憋着个问题：这样打下去，不是要死光吗？
这时候，毛泽东开始说话了。他不再是单打独斗。王稼祥、张闻天这些留过苏的领导人，亲眼看到“洋办法”行不通，思想发生了转变。特别是担架上的王稼祥，在长征路上和毛泽东深入交谈后，成了他最关键的支持者。
展开剩余44%遵义会议开了三天。激烈到什么程度？据参会者回忆，博古做报告时还在强调客观困难，周恩来一发言就主动承担责任。毛泽东的发言最长，他不用马列术语，就讲具体的仗是怎么打输的，该怎么打才能赢。他的话像刀子，句句戳在痛处。
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：毛泽东进了决策层，军事指挥权被交到了更懂实际情况的人手里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真正的转变是慢慢发生的。会议后打的第一仗——土城战役——还输了。直到四渡赤水，毛泽东那套机动灵活的打法才真正展现威力，也才真正让所有人信服。
所以你看，遵义会议不是某个人的胜利，而是实践的胜利。是农村包围城市打败了城市中心，是游击战打败了正规战，是实事求是打败了本本主义。这背后十几年的斗争，本质上是两种思维方式的较量：一种是从莫斯科的教科书里找答案，一种是从中国的山林田野里找答案。
这次会议留下的最大遗产，不是什么权力交接，而是一个简单却深刻的道理：中国的路，终究要靠了解中国的人来走。这个道理，不仅救了当时的红军，也成为后来这个国家做选择时最重要的标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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